三、住——契丹人的居住文化
草原上以游牧为主的契丹人，多以便于移动的毡房穹庐为家。“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直到唐代仍是“射猎居处无常”。有辽一代，契丹人逐渐形成定居和毡帐两种居所，但仍以毡帐为主。有关契丹平民毡帐的文献记载并不多见，我们只能从辽代墓葬壁画的简略描绘和蒙古人、哈萨克人毡房那里推断契丹人毡帐的基本形制。不难想象契丹人的住处是圆的，像帐幕一样，用树枝和细棍构成。帐顶中央有一圆孔，以便射入阳光，同时也使帐内的生火产生的烟可以顺利排出去。帐的侧面以毛毡覆盖，帐门通常也是毛毡做成的。帐门一般安排在东侧，这种取向来自于契丹人以东为尊和拜日的习俗。当然，定居下来的契丹人也住上了草房和板房，睡上了火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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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辽代陶瓷
俗语说：“美食不如美器”，契丹民族在饮食器具方面同样创造了辉煌而灿烂的成就。其中，辽代陶瓷犹如一枝奇葩，在诸多辽代饮食文化中脱颖而出，绽放出了诱人的光彩。
辽代陶瓷，简称“辽瓷”，是指辽国烧制的瓷器、釉陶器、无釉陶及建筑陶器的总称。辽代陶瓷造型独特、风格鲜明，可是如此精美的辽代陶瓷却不见于历代官文正史和陶瓷著录中。直到20世纪初期，人们对于辽代陶瓷的认识还很模糊，偶有一些辽代陶瓷散见于古玩市场却被业内称为“北陆货”，与金元陶瓷混为一谈。1933年，奉系军阀汤玉麟故宅被辟为博物馆，将收集的一批风格相似的陶瓷器展出，并正式命名“辽瓷”。从此，辽代陶瓷的面目日渐清晰。
辽代陶瓷的造型体现了契丹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艺术相结合的特征。它一方面继承了契丹族传统的皮囊器和木器的造型，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汉地和西亚地区的金银器样式。这种造型特征的出现，与辽国倡导民族开放政策有很大关系。战争时期，契丹人用武力开疆拓土，同时也带回了周边地区的各类工匠，这些工匠给辽国带来了先进的工艺技术，推进了辽代陶瓷业的发展。在相对和平的时代，辽国同周围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十分繁荣，中亚、西亚、汉地的各种工艺品纷纷传入契丹地区，最终流进了辽代陶瓷艺术的海洋，形成了特色鲜明辽代陶瓷造型艺术。辽代陶瓷的造型丰富，最为典型的是鸡冠壶、凤首瓶、长颈瓶、鸡腿罐、执壶、海棠盘、方碟及高座盘等。
鸡冠壶是辽代陶瓷的特有形制，因早期器型上部有鸡冠状装饰而得名。契丹民族马上为家，需随时携带酒、乳、水等饮品，所以用皮革缝成囊来盛载，只留小口。鸡冠壶是仿这类皮囊形制做成的生活用品，多是瓷器，腹部下垂仍象容水的皮囊，在边缘还仿出缝制皮革的针脚。辽代二百多年间，鸡冠壶形制也有很大变化，早期壶形更接近皮囊，形体低矮，腹部圆浑下垂；中期壶身变扁变长；晚期器身圆形，高瘦，上部变成提梁。显示出一种生活中定居因素不断加深的趋势，辽墓中随葬鸡冠壶反映了契丹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固守与执着。
和造型平行，辽代陶瓷的装饰也呈现出契丹民族艺术和汉地传统艺术相融合的特点，既继承了中原装饰技法，又能在表现形式上别具一格，形成辽代粗犷浑厚装饰风格。受汉地造瓷的影响，辽代陶瓷装饰手法上有胎上装饰和釉色装饰两种，胎上装饰分为印胎、搅胎、刻画、塑贴、剔粉等，釉色装饰也包括单色釉、三色釉及彩釉画花等。除了装饰技法外，辽代陶瓷的纹饰也同样体现契丹民族的特色。契丹人生活在广阔的草原，无论是奇花异草、珍禽走兽，还是契丹人出行放牧的场景都能在辽代陶瓷的外部装饰画上找到。在所有装饰纹样中，契丹人最钟爱牡丹。文献记载辽代曾经移植过牡丹，而且成为“时人所尚”。辽代陶瓷中常将牡丹花朵与枝叶加以变化，艺术手法上突出地抓住了牡丹花的形象特征，将花形进行了写实的处理，花朵间露出花蕊，花片层层交叠，组织的自然、饱满，体现了辽代窑工独特的创造力。目前，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看，辽代陶瓷的品种上大体有白瓷、白釉黑花瓷、黑釉瓷、黄釉陶、茶叶末釉瓷、绿釉陶、三彩陶及灰陶等。
辽三彩是辽代釉陶中最华丽的部分，主要釉色为黄、绿、白三种相间。出现在辽代中晚期，它源于唐三彩，但釉质浓艳，与渤海三彩关系似更为密切。辽三彩的胎质一般较疏松，火候较低，不如唐三彩致密。器型十分丰富，主要有饮食器、文具、明器等，饮食器包括盘、壶、碟、碗、瓶、罐等，文具有水滴、砚等，明器有仿墓主人生前使用的枕、小床等实用小器，但是三彩佛像的尺寸较大为辽三彩中的特例。海棠盘是辽三彩器中的重要形制，生活中契丹人十分喜爱海棠盘。它的出现是受波斯金银盘的影响，早期海棠盘宽宽的曲式口沿上仍清晰地保留着仿金银器的痕迹，这种装饰传统一直沿用到辽代晚期。由于海棠盘器腹较浅，加之形制美观，契丹人常常将它作为果盘摆在桌案上，或者用作托盘以承托执壶。辽三彩的一些印花可能是仿自波斯金银器的锤鍱工艺，纹饰制作主要是印花间用贴塑，纹样多花草虫鱼，特别以牡丹、莲花、蜂、蝶为多见。和唐、宋、渤海三彩一样，辽三彩主要用途也是作随葬用的明器，是中国陶瓷艺术宝库中一朵绚丽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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