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辽远、神秘的红山文化,璀璨夺目的人文历史,独特迷人的风土人情,坚韧强悍的芸芸众生,乃至那贫瘠干渴的山川土地,汹涌不息的凌河古道,汉蒙交融的豪爽民风,苍凉激越的民间影调……这一切,构成了辽西文化质朴、刚健的基调。而当这一切凝结在一部戏剧中的时候,历史复活了,生活流动了,观众感受到的是一幅雄奇迷人的艺术画卷。
这,就是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和朝阳市话剧团联合创作的话剧《凌河影人》。
一、影调和唱影调的人
“一腔唱尽沧桑事,双手舞出生死情。”民间艺人苍凉遒劲的影调演唱,道出了这部戏剧的艺术基调。影调和唱影调的人,构成了这部话剧的基础和前提。
影调是独特的,影调艺人的生活也是独特的。他们娱人,同时自娱;他们教人,同时自教;他们用皮影演绎着历史,同时又用生命在生活中演绎着自我。他们是下层人民中掌握着文化和传统的人,他们是传统文化和民族道德观念的传播者。这样的人和他们的艺术,在国难当头的特定历史时期,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河西红和震东川,吴先生和邱影匠,这两个在大凌河两岸深孚众望的著名艺人,就在自己的故乡大凌河畔,从影调开始到以影调结束,演绎了一场跌宕起伏的人生正剧。他们的故事是从年轻时唱对台影开始的,他们的结仇既源于情感的失位,也源于旧艺人同行间的嫉妒以及共同对“热河影匠王”金匾的渴望。在一场对台影的竞争中,邱影匠因河西红恋上了他从小定下的娃娃亲媳妇翠儿而情绪失控,在吴先生演唱皮影戏的灯碗里下了火药,导致吴先生影棚失火,失去了双目,更导致刚生孩子不久尚未婚配的翠儿投河自尽,吴先生一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邱影匠则自知罪孽深重远走他乡,隐姓埋名闯荡江湖。由此,拉开了二人人生的序幕。
如果戏剧仅仅拘泥在吴、邱二人的个人恩仇,或吴先生家庭命运的悲剧上,戏剧或许仍然会有可看性,而艺术的眼界或思想的高度就必然要限于局促。编导者把这样一场任何一个普通人都难以化解的深仇大恨置放在日本侵华战争进行到关键时期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进而凝聚在被抓劳工修凌河大桥以供军用这样一个具体环境里。就是在这里,在侵略者的枪口下,两位有着二十年私仇的老艺人和他们的后人“灯”、“丑”意外地重逢了。这就给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创造了前提,要了断个人二十年的恩仇,同时又要面对全体劳工枪口下的生死问题,劳工中的智者吴先生随着戏剧的发展而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矛盾斗
争,陷入了两难。内心充满了负罪感,一心要避开河西红而不能的邱影匠则既要面对侵略者的刺刀,又要面对儿子“丑”与“灯”的恋情。两位老艺人内心都汹涌着矛盾的浪潮。他们在最后时刻由世仇化解为兄弟,由各怀心腹事到同仇敌忾,共同演绎了一场火烧连营,与侵略者和他们的大桥同归于尽的英雄壮举。他们不是义勇军,不是游击队,不是有组织的抗日志士,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影调艺人,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他们的反抗和牺牲,源自侵略者刺刀的逼迫,更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伟力。
影调戏从关内流传到东北,很快形成了辽南影和辽西影两个分支,它们结合当地的地域文化以及音乐元素,又产生了新的变异和发展,辽西影以苍凉、激越、富于辽西韵味的唱腔而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直到今天,辽西城乡仍然活跃着无数影匠班子。他们用影调把一个个历史故事,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传达给广大群众。“灯”是听着“杨家将血战金沙滩”的故事长大的,“丑”崇拜的是杀敌卫国的英雄好汉薛平贵。为国牺牲,浴血沙场的思想和价值观在他们的心中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日寇兽性大发企图凌辱灯,和最后意欲全部杀掉修桥劳工的时候,他们为了尊严和自救而奋起反抗,效法传统皮影戏中的英雄好汉舍生取义,捐躯报国,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选择。
二、命运、性格与情感
构成戏剧主线的吴先生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在他当红的年轻时代,被震东川在灯碗里下了火药,瞎了双目,倒了嗓子,恋人投河,一个人在此后的二十年里把襁褓之中的爱女“灯”拉扯成人。而在女儿出嫁的路上,竟又被日寇抓去修桥。意外地重逢了一别二十年,已经疯癫的“翠儿”,却又旋即被鬼子枪杀。这样一场凄风苦雨、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并没有压垮吴先生,他创作过皮影戏《杨家将血战金沙滩》,那种“人上雕鞍箭上弦”的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情怀深藏在他的心中。他的本意是为女儿找一个殷实人家,使女儿终身有靠。而在日本人的刺刀下,亲家庄保长的奴性十足和汉奸本质让他和所有劳工所不耻。而女婿大庄子天性中的内争强横,外斗怯懦,尤其是在“灯”遭受日寇蹂躏时的卑躬屈膝,更是让他彻底失望。尽管他始终不忘与震东川的血海深仇,可他心里清楚,关键时刻敢于拔刀相助,出手击毙日本鬼子的丑是个好孩子,震东川骨子里是自己的同路人。所以,尽管他心中充满了矛盾,而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还是主动伸出了和解之手,与震东川父子及所有劳工们结成了神圣的自救、炸桥同盟,由此,他的命运由悲惨转变为“悲壮”。
震东川年轻时强悍、气盛,报复心强,作为一代名艺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在意名节,在意尊严,视影如命。所以他在制造了河西红的惨案后一直隐姓埋名,流落异乡,决意与过去告别,连儿子都不知道他就是当年声震大凌河两岸的皮影戏名角震东川,因为他内心深处充满了惶恐与不安。所以在日寇的刺刀下与河西红重逢时,在吴先生的追问、责难中,他始终是躲避、退让的一方,甚至一度想要逃离。尽管面对敌寇他不象吴先生那样睿智与果决,但在人间大义面前,他与吴先生是共同的,因为他们在共同的影人生涯中形成了相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他最终与吴先生走到了一起,与其他劳工一同使自己的命运由低调变为壮烈。
灯和丑从小就在皮影戏艺术的熏陶中长大,耳濡目染,他们从日常生活中,从父辈那里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灯的大胆、泼辣、嫉恶如仇;丑的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敢作敢为,豪爽重义,不但有着鲜明的东北特色和辽西特色,更重要的则是表现了皮影戏中经常上演的中国古代英雄如杨家将、薛平贵等所代表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价值观。所以灯在媒妁之言在先的情况下极端鄙视在日寇面前奴颜婢膝的大庄子,大胆地、义无反顾地与不计后果打死了日本鬼子救了自己的丑相恋了。而丑,则不但勇敢地爱上了灯,更是对天发誓要为灯报仇,要杀死造成灯一家悲剧的祸首震东川。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两个影人的后代更纯洁、更可爱、更大胆,更富于挑战精神。丑在最后时刻选择了让灯逃走而自己去献身炸桥,灯则在可以逃走的情况下又折返回来,与父辈和丑一起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倒头丧影”的辉煌演出。他们的命运堪称英勇。
庄保长和大庄子,无疑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已有之的衰朽的一面。在强盗面前奴颜婢膝,不惜损害同胞的利益而愿意象狗一样地苟活。大庄子可以强横地欺侮丑,耍尽了威风,而在未婚妻遭到日本鬼子的欺辱却时只知磕头求饶,不敢反抗。而在灯爱上丑以后又要告密去领取奖赏的二十亩水浇地。一副耗子扛枪窝里横,不知羞耻,卑劣自私的丑陋嘴脸。汉奸文化,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始终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凌河影人》并没有简单地表现庄保长父子,而是把他们的性格与吴先生、邱影匠、灯、丑等皮影戏艺人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就使两个人物的性格发展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民族性中值得反思的一面,具有促人警醒的作用。
三、影艺与精神
《凌河影人》是一部艺术特色十分鲜明的戏剧,这种特色主要表现在充满了阳刚之气和英雄主义精神的人物性格和辽西特色中。而这种特色的形成,除了充溢于全剧的内在意蕴之外,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二度创作对皮影戏艺术元素的借鉴与运用。
这部戏在舞台美术、表演手段等方面大量借鉴了皮影戏的艺术元素。象贯穿全剧的影调插曲,老艺人的演唱以独特的风格把观众带入到规定情境中去。演员的演唱和老艺人的伴唱交替出现,使该剧“影”味十足。而舞台美术中三块白布幔的运用,使简单的设计起到了参与、说话、推进的作用。像开场敲锣人报皮影戏戏码的场景,只是在布幔上用灯光投射出一个具有皮影戏特点的人物剪影,一个构思,既丰富了舞台呈现的手段,又突出了全剧的风格。再如河西红家道中落,邱影匠远走他乡的二十年人生历程,导演既没有轻易带过,也没有繁琐交代,而是在老艺人苍凉的伴唱中,在三块挂幕上交替打出远行、小姑娘牵着瞎子的竹竿等各种人物剪影,冼炼而独特地把这二十年两个家庭的生活变迁表现出来。还有本剧的重场戏,也是全剧人物命运、性格的转折点,日本鬼子毁坏影人的命根子……影卷,并且侮辱灯时,丑挺身而出,手持铁镐,击毙日寇的场景,也是采用了剪影的手法,既突出了特点,也避免了舞台上出现难以呈现的动作戏的场面。可以说,影的运用独特而自然,流畅而熨贴,为全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表演艺术中对皮影戏艺术的借鉴和创造性运用,更使这部戏充满了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河西红、 震东川、翠儿、灯、丑的表演都运用了皮影化的身段,像皮影戏中的
“大巴掌”等造型,多次在人物表演中得到运用。庄保长向日本鬼子表功时,身形手势前后一伸,自然而然地在背景天幕上形成一个具有皮影味道的造型。再如劳工们把被打死的鬼子尸体浇铸在桥墩子里,劳工们得知鬼子要对劳工有所动作时震惊的情绪表现,以及最后关头,影人们唱影、炸桥时的群体造型等,都化用了皮影戏造型艺术的特点与神韵,既丰富了话剧艺术的表现手段,又使全剧充满了创造性,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在编剧中,人物、台词都有浓重的“影”的特色。像各种与“影”有关的民谚的运用,间或穿插的皮影戏唱词等等。最后一场,艺人们决定以一场“倒头丧影”的方式来与日本鬼子及其大桥同归于尽时,他们按照皮影戏行业的规矩,虔诚地举行了一个请出、跪拜大师兄韩大爪子的仪式。韩大爪子是源于图腾崇拜的一个精神性的形象,是所有皮影戏艺人的大师兄。对他的跪拜是对一种精神的向往,是对祖宗、对先人、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敬礼。因为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这场戏颇为震撼人心。剧中经常出现的皮影戏唱词是杨家将血战金沙滩和薛平贵的唱段,表现的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群的心理状态和精神追求。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但在他们的骨子里,有着与杨家将、薛平贵一样的爱国热情、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这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可战胜的文化动因。
必须承认,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朝阳市话剧团有着非常优秀的演员,他们那种充满了东北特色的阳刚之气的表演,一扫当下文艺作品中的浮靡之风和矫柔之气。饰演河西红的宋国峰和饰演震东川的张玉春,一个英华内敛,一个高大强悍,二着相撞,或火花四溅,或珠玑暗藏,朴实、厚重而不矫揉造作,堪称是棋逢对手的一对同行冤家。他们的表演,大量借用了戏曲、皮影的手段,在舞台上形成了琳琅满目的艺术视像,给人以艺术审美的心理满足。
这是一部表现人、表现人生、表现民族危亡历史关头民族精神的戏剧,它发生在辽西的大凌河畔,发生在普通劳动人民中间,河西红、震东川们对侵略者的誓死反抗,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是人民群众生命意识的迸发,是苍凉河道上的精神之火。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永不熄灭的精神之火,我们这个民族才不可战胜,才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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