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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丽的金器
慕容鲜卑喜爱佩戴金器，构成了其遗物中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金器种类繁多，数量丰富，以首饰、服饰件、马具为主。
其中金步摇最为引人注目，是除马具之外少有的一种曾对三国时期的朝鲜和古坟时代的日本发生过深远影响的器物。《晋书》中曾记载慕容鲜卑由莫护跋率领进入辽西后，喜戴“步摇”作为装饰，
“慕容”就是步摇的谐音得来的。其实慕容鲜卑于东汉末就已出现于史书，并非始自曹魏莫护跋时期。此说法虽不可信，但是“慕容”和“步摇”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步摇原是汉人妇女头上带的首饰名称，将饰件悬于饰品主体，行步时饰件摇颤互相撞击，故称“步摇”，文献中始见于战国时期。但考古发现的步摇实物则主要出土在慕容鲜卑遗迹中。慕容鲜卑的步摇不同于前代，其构成步摇的基础饰件是步摇叶片，即摇叶。《辽河文明展·华夏一统》展厅展出的1957年北票房身墓出土的两件花树状金步摇，就是慕容鲜卑摇叶文化的代表。此类器目前已出土十余件，其中甜草沟M2金步摇为原位出土并与颅骨碎片共存，由此考古学家们断定金步摇为一种头饰无疑。
除了步摇之外，慕容鲜卑还有一些器物也以摇叶为饰：如属于服饰的方形金珰（帽额徽饰），属于马具的当卢等，马具的摇叶只是多用鎏金铜质。
这种以金步摇为代表的摇叶文化是慕容鲜卑的鲜明特色，但并非其独有。摇叶装饰一直广泛流行于中亚和中国西北广袤的草原地带，慕容鲜卑吸收了这种西方传入的文化因素并与当地辽西地区的“汉式步摇文化”结合，融合成这种独具民族特色的金步摇饰件。金步摇饰虽如昙花一现，盛行时间不长，但是其影响却远及朝鲜和日本，并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
慕容鲜卑喜爱金饰物，因而其制作十分精致。锤揲、镂刻、铆钉、镶嵌、掐丝、金珠汉缀的技法都已成熟运用。如《辽河文明展·华夏一统》展厅展出的三鹿纹金牌饰就是先以锤揲技术做出大概的轮廓，再细部加工。而同一展柜的金戒指则运用了镶嵌工艺，镶嵌了三个色彩斑斓的宝石。
慕容鲜卑作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最大的差异，是经常迁移与定居，这种与生存环境紧密相关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文化。从这些华丽的金饰上可以看出，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与人形影不离的装身首饰、服饰以及马具显得十分重要，把随身而移动的金银器经过精心设计，以表达对生活、对美的感受，也带有身份等级、财富等象征意义。中原地区农耕民族因定居生活，多将金银这种贵重用于生活用具或其他材质的器物上的装饰，并强调装饰的高雅华丽，并侧重实用和礼仪的表达。
慕容鲜卑的金银器不仅吸收了中原的文化，也对中原汉族地区人们的审美倾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中原的金器发现数量并不多，而且种类也较少，但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后，金器普遍为中原所接受，金的应用越来越普及，甚至延伸至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发展到唐代金银器已经成为贵族、富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和实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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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续一千多年的人种之谜
文献对于慕容氏的长相一向不吝溢美之词，男的英俊挺拔，女的姿态万千。那为什么慕容鲜卑个个相貌出众呢？
《晋书》和《世说新语》载王敦称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黄头指的是金发，黄须指的是黄胡子，可见晋明帝的相貌特征就是金发黄胡子，这是白种人的相貌特征。该文献明确指出晋明帝的相貌与其母族类似，而其生母据说是鲜卑人。唐代诗人张籍在咏西晋灭亡的《永嘉行》中开篇写道：“黄头鲜卑人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后人苏轼在观赏唐人韩干的画时赋诗，其中一句是：“赤髯碧眼老鲜卑”，说明在唐人的画作中，鲜卑人的形象也是红须碧眼的，唐代社会普遍将黄须碧眼看成是鲜卑人的相貌特征。那慕容鲜卑人，是不是白种人呢？
对于慕容鲜卑人是否是白种人的问题，考古学家们长期以来也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据目前发掘的鲜卑墓葬的人种特征来看，墓主无一例外的是蒙古人种。另外，喇嘛洞墓地出土了两件鎏金人脸，其眼梢上挑，鼻梁塌陷，与现在的蒙古人种也相差无几。据此，从考古学角度，考古学家将鲜卑人为白种人的说法一票否决。那究竟为何古人将鲜卑人描绘成金发碧眼呢？这个谜团只能留给大家发挥充分的想象去猜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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