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之谜——牛河梁遗址(下)
 
 
    一、 龙凤呈祥起源于辽宁
 
 
玉猪龙 玉  凤
 
    龙凤纹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吉祥图案之一,龙为鳞虫之长,凤为百鸟之王,都是富贵吉祥安康的象征。可你知道龙凤呈祥最早起源于哪里?就起源于5000年前的牛河梁遗址。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的玉猪龙,与人们常见的龙不同,无足无爪无鳞,目光温顺,肥头大耳,鼻子短平,鼻梁上刻着细腻的皱纹,这些特征配上弯曲的身躯,十分有趣和令人喜爱。玉猪龙的造型为猪首蛇身,这应与当时发达的养猪业和周围的生态环境有关。养猪是红山人的主要肉食来源,猪与农业有关,又被当作祭品,蛇象征着繁衍,龙由蛇演变而来,龙又与农事、天象、祈雨活动关系密切。所谓“在地为猪,上天成龙”的传说,致使红山人创造了这种抽象化的神灵,在祈天求雨的祭祀活动中,祈求它的保佑。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已很成熟,并不是最早的龙,如果追朔龙的起源,应是8000年前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石堆龙,这条用石块堆砌的龙长达20米,这是中国最早的龙,查海人是红山人的先辈,他们是以龙为图腾的一个部族。在距今6000年前的赤峰敖汉赵宝沟文化中发现了一件祭祀的陶尊,上面刻划有猪头龙、鹿头龙和鸟头龙,这件四灵尊被专家称为“画坛之祖”。从查海石堆龙、赵宝沟陶尊上的神化龙,到红山文化玉猪龙,古人实现了龙的崇拜,由自然到精神的升华,展示了龙的演化过程,龙出辽河源,我们是龙的传人,在这里找到了龙的源头。
    在牛河梁第十六地点4号中心大墓中出土了一只玉凤,这是一只造型优美的凤,凤的脖子藏在了翅膀里,凤脚也藏在了身子里面,翅膀上扬,尾巴下垂,甚至连绒毛都能分辨得十分清楚。凤是传说中的神鸟,古代的东夷族信奉鸟崇拜。《说文》一书中记载:“凤,出于东方君子之国,”君子之国指的是孔子的家乡鲁国,即今曲阜,古代称之为少皞之墟,凤鸟是古代东夷族的祖先少皞氏所设的历正官,又是传达天帝旨意的神鸟,那么凤鸟氏就是一个观测季风,执掌鸟候历法的父系大家族,可见古人很早就懂得季风的观测对农业的重要性。
    凤的原始形象就是鸟,是鸟的神化、美化和理念化,由于凤和龙一样都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是古人凭想象创造出来的神灵,所以它象鸟又似鸡,俗话说:“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又说:“落佩的凤凰不如鸡”,就是因鸡和凤凰太相象,所以把它们连在一起了。
    中国的史前文化遗址中有不少鸟的形象出土,但凤的形象尚未发现,特别是东夷人的故乡,至今未发现凤的身影。最早所见是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龙凤纹玉雕,及洛阳出土的商周龙凤纹玉佩,龙凤呈祥最早反映的是商周通婚的故事,《诗经》有关于龙氏族王季,娶凤氏族仲鸷氏的记载。到了清代刺绣上有龙凤与祥字的纹样,从商周历经汉唐,直至明清,在人们的生活中,从服饰、生活器皿,到工艺品、建筑装饰等,龙凤纹无所不在,无所不见。几千年来龙凤又被视为太平盛世和如意吉祥的瑞物,并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但最早的龙凤出自于何时、何地,始终缺乏有力的考古证据。如今龙与凤作为祭祀或是身份的象征,首次出现在红山文化遗址中,比商代要提前了二千多年,这标志着牛河梁是龙凤文化的故乡,龙凤呈祥起源于辽宁。
 
    二、南北交汇
 
仰韶文化玫瑰花纹彩陶盆与红山文化龙鳞纹彩陶罐
 
    红山文化正处于父系社会替代母系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各地区的古文化频繁交汇,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以龙鳞纹图案的彩陶罐由此南下,南方陕西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以玫瑰花图案彩陶盆北上,这一南一北的文化交汇,终于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
 
南北交汇路线图
 
    南北交汇的具体路线是,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接壤,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并再向东北与辽西接壤,形成“Y”字形文化带,华山脚下仰韶文化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就是通过这条通道交流撞击的,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活跃的大熔炉,也是中国文化史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
庙底沟文化的玫瑰花与红山文化的龙相结合,就是中华民族的称谓—华人(花人)、龙的传人的由来。这一基于辽河流域考古发现上的科学论断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发表后仅一年,便被选为1988年高考语文试题,200多万未来的莘莘学子对深远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深深的思考。
 
    三、五帝传说
 
 
第五地点中心大墓
 
    牛河梁、东山嘴遗址发现后,学者们纷纷进行考证,多与古史传说中有关人物相联系。有的以女神崇拜提出女娲说;有的以发达的宗教祭祀提出颛顼说;有的以女神庙为“帝辛氏高禖”说,并认为是商先文化;还有的以勾形玉猪龙提出蚩尤说。以红山文化为中国最先出现的古国而提出黄帝说的较为多见。
    黄帝是五帝之首,关于“五帝”目前以《史记》所载最为通行,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人。传说中的五帝被视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是古国向国家过渡时期的领袖人物,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的一些史籍,把那个时代描绘成充满了仁爱、平等、繁荣的大同世界,使人们对那个时代无限向往,许多知识分子、士大夫更以实现社会大同作为终身奋斗的最高理想。其实不然,部落集团之间的相侵和讨伐是经常发生的。如《史记·五帝本记》中就记载了黄帝和炎帝、黄帝与蚩尤那两次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战场为三岔口,就是今天张家口地区桑干河流域的涿鹿县。史书又记载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正是北方游牧民族或渔猎民族生活习俗的写照。黄帝率兵与炎帝作战的“熊羆貔貅貙虎”,正是黄帝部族内以野兽为图腾的诸部落的名称,它们很具有北方民族色彩。《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黄帝伐蚩尤,其战场也是北方的草原景观。有趣的是,周武王时还封黄帝之后于今燕山南麓的长城脚下,可能就是为了了却其思乡之情。究其各家学说,认为黄帝族本是红山文化时期燕山地区土生土长的一个部族。
    苏秉琦对此郑重提出:“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只有黄帝时期与之相符”,他把史前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相对照,将五帝时代分为三大集团,即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以渔猎经济为主的黄帝集团,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神农氏华族集团,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的虞夏集团。可见,五帝时代是中国、中华民族以及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奠基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族属、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因文化交汇不断组合、重组而汇聚一体,并为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连绵不绝的根源所在。
    从牛河梁坛庙冢三合一的布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这两者的吻合说明,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以往人们把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和金属铜的发明,这三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牛河梁坛庙冢及玉礼制则为文明起源赋予了新的内涵。文明古国以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对中华文明起源产生的深远影响而耸立于世界的东方,它不仅在中国是罕见的,就是与世界古代著名的遗迹相比也毫不逊色,以它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象征和民族圣地,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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