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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为引人注目的男女石俑
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的两件石俑。原应放置在甬道中部的壁龛内，男东女西。因墓葬曾被盗掘，出土时男俑已不在龛内。两件石俑皆以绿色砂岩雕制，下部雕出方形台座。男俑连座高112厘米，浓眉大眼，高颧骨；头发向后梳拢，至后颈部扎结，然后两股头发梳长辫下垂，辫稍不扎结；身着圆领窄袖长袍，束带穿靴；左手微抬，架一鹰，将系鹰之绳缠于手指之上，右手下垂并执一铁挝。女俑连座高102厘米，浓眉大眼，嘴角微翘，面露微笑；头发向两边梳起，在头顶两边梳成两髻，然后又在颅后结成辫发下垂，辫梢部扎结；身着交领（一侧翻开）窄袖长袍，腰束鞢（革燮）带，袍襟撩起系于带内，露出长内衣，脚穿靴；双手置于胸前，作左手握右手拇指作“叉手”状；在鞢（革燮）带右侧佩香囊和鞶囊，左侧佩一条状物，身后别一把带鞘的刀子。两俑的脸、手部均涂成粉红色，头发涂成黑色，出土时虽已剥蚀，有的地方仍可见到施彩的痕迹。这两件石俑的造型皆作辫发，着唐装。从发式和容貌看，都不像汉族人的形象，应属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那这两个石俑究竟是什么少数民族呢？
首先，男俑左手所提的铁挝。挝是一种兵器。其形象仅见于唐墓和渤海墓的壁画中。吉林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中就有四人执挝。挝也是渤海武士的特点，这种传统与朝阳出土的石俑应该是一脉相承的。而且男俑左手所架之鹰，也颇具时代和民族特征。此鹰个体很小，似鹦鹉，应该是产于靺鞨之东，辽宋之后称之为海东青的一种名贵鹰鹘。
其次，女俑所施的叉手礼。叉手礼是宋、金辽、金、元时期的一种行礼方式。宋人《事林广记》载“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收不可太着胸，须令稍去二三寸，方为叉手法也。”对照这段记载，可见此件女俑的叉手礼是相当标准的。这种叉手礼在辽代壁画中颇多出现。有的学者认为此俗本源于契丹。朝阳出土的石俑是迄今发现的叉手礼最早的事例，但行此礼的却不是髡发的契丹人，而是辫发的靺鞨人，这是否说明靺鞨人受到契丹的影响，抑或靺鞨等民族本来也有这种礼俗？对这个问题，目前似乎还难以做出明确的回答，只能说明，唐代时叉手礼在营州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中已经通行。
另外，两俑皆辫发，根据文献记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只有靺鞨族辫发。
石俑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靺鞨人的发辫样式和体貌特征。这两件石俑的面部形态扁平，鼻形极偏阔，与俄罗斯阿穆尔省特罗伊茨基墓地出土的靺鞨族颅骨特征较为相似，这对于认识研究靺鞨人的人种归属提供了重要资料。
那为何这种具有少数民族特征的石俑会出土在这座墓葬中呢？
营州既是中原王朝统治东北的前沿阵地，又是东北少数民族南下的必经之地，是内附少数民族的杂居区，隋唐时营州境内和曾在营州居住的少数民族有契丹、奚、靺鞨、高丽、突厥等。
安史之乱的魁首安禄山、史思明均是生活在营州胡人，因其通“六蕃语”，担任从事贸易的互市郎，同乡里，关系密切，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后，史思明任平卢兵马使，与安禄山一起发动了安史之乱。
“营州少年餍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干盅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这首营州歌，形象地描绘了隋唐时期营州地区多民族杂居的生活情景。
在这样一个民族杂居的繁荣的城市中也生活着大量靺鞨人，据史料记载他们于隋代就迁居于营州。而且
“渤海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者，三人当一虎。”靺鞨人的这种民族性格很可能会被地方官员所赏识，官员墓葬中随葬靺鞨石俑，暗示出在当时营州官吏家中，也可能会有一些靺鞨人以供驱使。
因此黄河路唐墓出土靺鞨族石俑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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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交流的证据——男骑骆驼俑
黄河路唐墓出土男骑骆驼俑十分精美。此俑陶胎，外施彩绘，骑骆驼者的造型、神态皆类于中原。骆驼昂首引颈站立，注目前方，张口。双峰间置驮架，架上有驮袋，后置生丝、织物，前左侧置一水壶，右侧悬挂一兽。驮袋上骑坐一人，头发中分，于两鬓编发盘于后，高鼻深目，身着翻领紧袖衣，右臂曲肘握于胸前，手中有孔，持物已朽，下着肥裤，足穿尖头靴，左腿向后弯曲，右腿前伸，面、颈及胸前饰粉红彩。
骆驼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骑骆驼的男子高鼻深目是胡人特征，反映了唐代朝阳地区中西交往。
朝阳唐墓还出土的胡人俑、罗马金币也证明，当时营州地区确有西域胡人在此经商，朝阳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这样一座具有中原特点的陶俑与西方色彩的陶俑和北方特点的石俑共出一墓，表明在安史之乱以前朝阳地区是唐朝诸多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当时东北经济、政治中心，使透过历史长河隐约看到了当时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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