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古城
　　一、世纪之交的发现

    
    从辽宁省北票市大板镇康家屯村小波台沟往北约走一里地，是大凌河与牤牛河的交汇处，在大凌河南岸一个二级台地上，这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标示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这里驻扎着一个考古工作队，没人会注意到它。
    早在1992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白石水库基本建设时发现这里有着丰富的遗物堆积，1995年又进行了复查和重点勘探，根据探沟内遗物以及分布情况确定其年代和文化属性。在得到相关领导部门批示后，考古队于1997年入驻当地，开始正式发掘，原本平静的河岸台地上，顿时喧嚣起来。
    公元2000年的一天，大凌河畔的这个考古工地上传来一片欢呼之声，在他们面前是一处被完整揭示出来的石城址，城址面积之大，遗存之丰富是同时期文化所少见的。该城址北临大凌河，南为丘陵山地，东西两侧为沟壑，掩埋了几千年的古城终于重见天日。由于城址座落在康家屯村，因此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康家屯城址”。

 
　　二、令人瞩目的成果

    
    （一）城墙的营建已经较先进。
    城墙墙体采用分段砌筑，内外墙面选用较大的青灰色石板抹泥口压缝垒砌，墙面垒砌规整，墙体内用大小不等的石块以及泥土填实，显得极为厚重结实。墙基宽近3米，残存城墙上宽2米左右，残高1米多。南城墙保存较好，全长135米，东城墙残长85米，略呈圆弧形，东城墙的北段屡经修改、加宽补建。西城墙残长45米。城墙东南角破坏严重，内外砌筑成圆弧形，西南城角保存完好，晚期经修补、改建。
    城墙及城墙拐角外侧皆砌筑有如后世城墙外的“马面”、“角台”性质的建筑物（马面与角台是指突出于城墙之外的建筑，用于从侧面打击攻城之敌，与主墙体的防御相互呼应，突出于城墙正面的称为“马面”，突出于城墙拐角处的称为“角台”），这些建筑物平面呈马蹄形，分为两种建筑形式：一种是贴城墙外侧砌筑，一种是砌筑城墙内并向外突出于城墙的形式。
    在东城墙，南城墙外都发现有城壕，距城墙约2米，截面呈倒梯形，寰底，上口宽约9米，深约3米，壕口内侧与城墙之间筑有厚约0.72米的城墙培护土。
    从城墙的多次倒塌重建以及城墙、“马面”等遗迹存在的多处修补与改建来看，该城经过长时期的沿用。
    城的结构可说十分完备，基本具备了后世城的基本形态。首先从城的选址上来看，其北临大凌河，南为丘陵山地，东西为沟壑，利用天然地势营建成了防御性很强的城址。其次，城址东、南两面壕沟与城北面大凌河组成城址的外围防御体系，以宽深壕沟加大防御，使得城址易守难攻。再者，马面角台等附属建筑使得城的本身结构更趋完备。这种防御性较强的城址的出现，表明了当时战争的频繁，遗址中出土数量颇巨的石镞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一时期的辽西以至内蒙东部一带，分布着众多大大小小的石城址，并且很多都是以一大带数小的格局出现，并且很多段与后世长城相重合，有学者把这种石城址群称为“长城雏型”。
    （二）城市的布局十分合理
    城内大致可分为8个区域，各以院墙、隔墙、道路等隔开。
    院墙皆采用石板压缝，泥口垒砌，有宽墙、窄墙、弧墙、直墙之分，将城内分成若干院区、院落。院墙砌有院门和排水洞，有的水洞外侧砌成八字形。
    院区墙与墙之间为城内的道路，随着各个院区墙之间的走向，在城内以直、曲、折、交叉等形式互相连通。靠院墙一侧用较大的石板立卧，铺有高出地面约半米、宽约1米的石墁道，以供行走，石墁道另一侧为宽0.7米的土路沟，供排水之用。
    房址分为大、中、小三型。大、中型房址的外围有用石板垒砌边缘为圆形或方形的防护台面，以免墙基被雨水冲刷。房址分圆形与近方形两种，较早期房址一般为圆形，防护土台也为圆形，晚期大体为方形，防护土台也为方形，有些无防护土台。有的房址墙壁采用青石板垒砌，有的用土坯垒砌。
    （三）代表性器物
    从康家屯城址发现了彩绘陶鬲，彩绘陶是在磨光黑地陶器上以红、白、黄等颜料涂绘出各种纹饰，这种纹饰有几何纹、勾云纹以及类似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彩绘陶是在陶器烧制好之后绘彩，因此颜料并不稳定，容易脱落，推测这种彩绘陶器是祭祀用的礼器，而非日常用具，死后也做随葬之用，其作用一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青铜刀，刀身与刀柄连铸，刀柄背部铸成锯齿状，应是刀柄绑缚在木把上使用。这是辽西地区出土较早的青铜工具，刀虽小，意义却是重大，也正是这样一把青铜刀标志了辽西地区青铜时代的到来。
    康家屯城址中还发现了卜骨，铲形，应该是动物肩胛骨，上部有绑痕，有分布很密的钻孔而无凿痕，这与商代卜骨的钻凿结合稍有区别。卜骨背面无灼痕，估计是尚未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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